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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我彻底火了，远超我预估地火了。
在这两个月里，其实我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攻击别人，这个“别人”可以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群体、一个阶级、一件事、一系列事、一种现象、一种文化等等等等，只要是具有一定知名度或者话题性的，只要是我认为够得上“祭品”标准的，都可以。
而第二件事嘛，就是用舆论战的技巧为自己的攻击行为收尾。
当然，我的对手也不全是傻瓜，有些对手很强、很有经验，毕竟煽动网络暴力这种事并不是我的专利；好在我挑选的目标全都是有话柄的、都是本来做人就不干不净的所以他们终究是有着不可弥补的弱点的。
不过话说回来，谁又没有呢？
这世界上最完美的公关，就是根本不要当什么公众人物，甚至不要有太多的人际交往——让你的名字不被太多人知晓，让你做过的一切都成为你自己的秘密。
否则，终有一天，任何一个坐在屏幕前敲打着键盘的无名氏都可以来攻击你。
即使是那些在生前为这世界做出过杰出贡献、留下过宝贵财产的人，也难逃此劫。
也只有在他们刚死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摆出一副缅怀、悲怆和感慨的样子；这个时候，谁要是敢发出一丝丝不同的声音，立刻就会被万人唾骂。
而那些悲伤感慨者呢，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掏钱去看过那位逝者演的电影，从来没有学习过那位逝者写的科学理论，从来没有读过那位逝者写的文学巨著，甚至仅仅只是知道逝者的名字、连他/她最显著的成就究竟是哪些都不甚清楚。
人们聚在一起，抒发着廉价的同情和感伤，仿佛这一刻他们也都变得圣洁了、渊博了。
但说到底，这些人也没有错，因为这是人性；有些时候，虚荣和自欺也是善良的一部分，人情世故，无非如此。
只是，若干年以后，时间终会洗去那些在死时受到无比尊崇之人的光环，让他们的名字和生平在以讹传讹之中成为那些无名氏茶余饭后、评头论足的对象。
有点儿扯远了，还是说回我吧。
互联网上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一个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一个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简单地说，是个典型、且激进的公知。
从我开始扮演这个角色时起，我便已无法再回头。
“厉小帆”这个名字，也早已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它成了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已汇聚了很多的人，他们和大部分民众一样，比起独立、客观地思考问题他们更愿意去追随一名扛旗者，让别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去看待各种问题。
或者就是在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再去思考，然后得出一个类似自我说服般的结论。
我，需要这些人，我也喜爱着这些人。
他们就像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愚昧村民，高举着手中的火把，站在宗教和道德的高地上，躲在“法不责众”的庇护下，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指引中，去烧死了一个又一个的女巫。
而我做的事情，只是确保他们没烧错人。
仰仗着这些民众，我变成了公司里炙手可热的红人，现在别说罗主编了，单位的大领导们对我都得忌惮三分。
我现在甚至都不用按时上下班了，我可以以“调查”为名，随意安排自己的出勤时间；起初我还会象征性地通过邮件通知一下罗主编我今天来不来，后来干脆就连招呼也不打了。至于我写的文章，罗主编自然也不敢再提什么意见，他连半个字都不敢改，更别说退我的稿。
说到底有他、或没有他，待在这个公司、或不在这个公司，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立刻辞职，去当一名独立调查记者，一个所谓的“自媒体人”；这个单位对我而言，本就是一个跳板，现在我已经起飞了，这个跳板要是不碍手碍脚的，我也不介意在这儿多领一份工资，要是妨碍到我，那甩掉它、然后再狠狠去踩上一脚，都是可以的。
二月上旬，年关刚过，全国人民都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而我则进了拘留所。
这事儿，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年前，我来到一座三线城市，调查关于当地工业污染和贪腐的一些传闻。
几天的时间，我走了很多地方，拜访了很多人，然后，不出意外的，被盯上了。
我以前听闻过有女同事在一些地方被警方直接用酒店钥匙打开房门以“扫黄”为名进行突击检查的事情，没想到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我身上。
被捕那天，我在熟睡中忽然被人叫醒，醒来时我便发现自己的房间里已站满了人，有些人穿着制服、有些没有，甚至有几张我看着挺眼熟的面孔。
我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已被铐上带走。
走出酒店的大门的时候，外面冰天雪地，而我穿着秋衣秋裤，头上罩着件外套，手上戴着手铐，被人一路摁着脖子上了警车。
直到进了局子，我才知道自己是因为“藏毒”被捕的；我没有问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因为问了他们也不会回答，就算回答了，用一句“群众举报”就能让我闭嘴。
在被人询问时，我才得知自己已经“人赃并获”，说是从我的行李里“搜”到了冰毒若干。
接着，就有一个穿着便衣、从始至终不愿表露身份的男人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他跟我说，找到的东西量不大，推测我是自己吸的、并不是贩毒，看我也不像是成瘾者的样子，只要我愿意签字认罪，拘个几天、罚点款就没事了。
听着他苦口婆心的“劝说”，那一句句的“为我好”，我很想笑，但这不是笑的时候，我需要思考
我高估自己了吗？对那些官面上的人物动手，还太早了吗？
这五个月来，周围人对我的态度，和我取得的胜利，让我产生错觉了吗？
和我手腕上那副冰冷的铐子相比，我过去几个月里所做的那些事，真的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吗？
无论如何，最终，我并没有签字，毕竟我也不是傻瓜，我知道签字意味着什么。尽管对方软硬兼施，态度从软化到强硬再到恼羞成怒和赤裸裸的恐吓，我也不为所动。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最终被拘的结果，因为“证据充分”，我的“不配合”举动只是让我待足了15天而已；我这个年，基本就算是在牢里过了。
进拘留所之前的手续是比较繁琐的，验血验尿、检查身体等等，不过并没有任何一份化验单经过我本人的手。
因为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些经常出入这种地方的人，所里的情况我姑且是略知一二。
大多拘留所都是十几个人一起睡一个大房间，全体打地铺，如果你的家人没给你送铺盖来，看守会给你发公用的铺盖；那种铺盖看着很脏，也不怎么保暖，但就这，你还未必盖得上，因为很可能会被“狱老大”给抢去。
拘留所里的厕所就是角落里的一个蹲便器，用一堵小矮墙挡着，基本没什么隐私可言。按照规矩，新来的雏儿得去厕所边上蹲好，等有比你更菜的来了你才有资格去蹲墙边。
那些常来常往、孔武有力的“狱老大”呢，每天就带着一帮小弟在里面作威作福，吹牛逼、抽烟、打人一般来说，小打小闹、抽个耳光什么的，看守是不会管的。
总之，拘留所这地方，对那些惯犯来说其实威慑力一般，真正会觉得度日如年的，是那些一时失足的守法公民。
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这十五天里估计要掉层皮，但没想到最后一点事儿都没有。
没有人来欺压我，甚至没人来跟我说话，即使我主动去找别人搭话，换来的也只有沉默和驱赶；很显然，“有人”事先跟每一个与我同住的犯人打过招呼了，让他们不要动我。
按照一般的思路，这应该是有人在“罩着我”的表现，但我很快意识到——不对。
如果我在拘留所里吃了很多苦头，我反而会安心一些，因为那说明这次搞我的人就只是想这样而已了，出去以后我就可以像个受害者一样拍几张自己被人打伤的自拍照，继续扮演我的“正义斗士”。
然而，现在这种发展，却是很可怕的；这种发展说明，把我弄进来的那个人、或者说那些人，他们并不只是想“教训”我一下，而是要把我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十五天后，我恢复了自由，我的担心，也变成了现实
当我取回私人物品时，我发现我所携带的电子设备里的信息都已被“清理”了一遍，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都已经蒸发了；不仅如此，所有我储存在云盘上的、我所收集的各种信息，也都被移除了。
在换衣服的地方，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打开了手机，无视掉了那几千个未接电话和上万条短信记录，直接登上了社交平台，然后在热搜榜第一条看到了“厉小帆今日出狱”这刺眼的文字；而在这条之下，还有“知名调查记者涉毒被捕”、“厉小帆造谣”等相关的几条。
再往前翻，还能看到：早在半个月前，在我被捕的当晚当我还没有正式被收押、还在医院做着检查的时候，这些关于我被捕并将面临拘留的新闻就已经发布了。
而在过去这十五天里，几乎每隔三天就有新的关于我的“猛料”被放出，以维持此次事件的热度；那些消息有真有假，真的部分，基本源自于我自己手上掌握的记录。从这些记录来看，他们恐怕连我的家都已经去过了，所以一些只存在于我家电脑和笔记本里的资料也都出现在了网上；当然了，他们只放出了那些对我不利的信息，比如我和网络水军之间的聊天记录之类，我收集的那些和新闻相关的证据他们并未放出。
假的那些嘛，我没有细看，也不是很感兴趣；从谋财害命到逼人跳楼、从考试作弊到职场骚扰应有尽有，绘声绘色。
我没有在交接处逗留太久，看守也不让，换完衣服、收拾好东西之后，我就被赶出了拘留所。
在那扇大铁门外等待我的，是人群、是话筒、是闪光灯，是劈头盖脸、包含恶意的诱导性提问，和一双双野心勃勃的眼睛
我花了三天时间才回到家，不仅是因为赶上春运，更是因为我在购票时被告知自己已经上了信用黑名单，所以我只能辗转乘坐长途车返程。
回到住处时刚好是夜里，由于网上把我的电话地址之类的信息全部曝光了，所以我再三查探了附近并没有人埋伏，这才敢走进大楼。
来到家门口时，我发现房门倒还是锁着的，进去以后，室内被人入侵过的痕迹也不明显，但我留在门缝处的胶带记号显示绝对是有人进来过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住在高层，要不然等待我的八成就是一地的碎玻璃，以及被投掷进来的石头、臭鸡蛋、乃至排泄物等等。
我没有报警，因为除了数据之外我没有丢失任何东西，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不会立案的。
我只是静静地洗了个澡，吃了碗泡面，先睡了。
第二天，我神清气爽地醒来，打开电脑，淡定地看完了单位发来的辞退邮件和一大堆辱骂我的垃圾信息。
我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有个物业的人来敲门，看来他们是通过电子门卡的记录知道我已经回来了；我没有开门，只是隔着门和对方说了几句，好在对方也没什么不良企图，只是催我把这些天积攒的快递拿走，说是东西很多放着占地方。
我估摸着，应该是公司那边把我的私人物品全部打包给我寄过来了，他们是压根儿就没打算让我再进那栋办公楼。
至此，我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无业游民，不再有收入、不再有社会地位，事实上连一般人都不如。
“厉小帆”这个名字，也不再是一面旗帜了，它成了人们口中的蛆蝇粪秽，原本聚集在这面旗帜下耀武扬威的人们也都作鸟兽散；而且，这部分人如今对我的憎恶和咒骂，恐怕要比那些路人更甚。
网民们的记忆的确是短暂的，或许再过几天我就不会再是他们的焦点；但网民们的记忆也可以是长久的，当他们看到一个已经被舆论击溃的人时，他们总是会第一时间想起他/她身上的那些负面标签。
从一朝成名，到身败名裂，我只用了半年。
虽然我也早已预见到了某天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没想到这天会来得这么快。
我并没有去调查这次事件的幕后推手是谁，或者说有多少个，因为那并不重要一个人树敌太多，早晚会出这种事，更何况我得罪的基本都是小人和恶人。
总之，事已至此，我差不多也该启动“最终方案”了。
什么？你觉得我在这种境地还留有“后手”是不可能的？呵我不是刚说过吗？
“我早已预见到了某天会发生这样的事。”
早在我成为调查记者之前，在我还在当派信小弟的时候，在我选择成为媒体人的时候，在我决心成为“祭者”的时候我就已经我预见到了今天。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可能一直赢下去。
我，只是孤单一人，在真正有势力的人面前不值一提；当他们准备对我做那些我对别人做的事时，实施起来比我容易一百倍——他们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专业的能力、更不需要承担什么觉悟和风险只需要一段公告、一个命令，就有无数的喉舌会为他们发声，会有无数双手把那些质疑的声音扼杀。
这是一场本就不可能打赢的战役，所以我也早就筹备好了“最终的手段”。
我，在监视我自己。
从我当上调查记者那天起，我就花掉了自己多年来所有的积蓄，以匿名身份，在暗网上雇佣了一队“专业人士”，让他们全天候24小时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在我名利双收之后，这些人自然也跟我提过价，我假装跟他们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还是答应了他们——只要我成名后的收入足够付他们的佣金以及供我正常生活，多少钱其实无所谓。
而这些人也的确对得起我付的价格：我的家里，有他们安装的隐藏摄像头；我的办公室里，有他们安装的隐藏摄像头；我入住的酒店房间里，自然也有他们安装的隐藏摄像头我即使是走在路上，也一直会有人跟踪偷拍。
现在，是时候用到那些他们拍到的东西了；靠着这些视频证据，以及我那些被我藏在我妈骨灰盒里的u盘（实体备份数据），我的“最终方案”，才能得以实施。
我本人，就是那最初和最后的“祭品”。
或许事后，我的行动会被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并且在舆论控制中慢慢被压下去。
但只要有那么一天、一时、一刻，有那么一些人，被我所触动，那我的一切牺牲，都将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