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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留下许多“两个半”的典故，一人觉得自己在一领域高度够了，评点同代英才，爱说只有两个半人，两个半人懂军事、两个半人懂明史、两个半人懂庄子……
说这话的人很自豪，半个人很倒霉，被说成半懂不懂，不如不提。
民国之前，不好意思把人说成半个，会把自己评为古来第三人。司马迁评自己是孔子、吕不韦之后的写史第三人，传的是治天下之法。东汉人替董仲舒骄傲，元朝人替司马光骄傲，他俩都曾是第三人。
古来第三，便是当世第一，如此算术。
禅宗在六祖惠能之后，不立祖位，禅宗截止于六祖。六祖之后，各立山头，不再有当世第一人。胡适考证，其实惠能立了神会当七祖，但神会放弃了，胡适写得像是亲身经历，动了感情。
尊重弃权的王者，是古来的大众情感。《吕氏春秋》、《史记》写民族开端，是从一伙弃权者写起，延续到晚清，是一批“告老还乡”的人。民国初始，清室弃权、孙中山弃权，均获高誉。传统还在，古来的情感决定了眼前世事。
当年海外报纸社评，欧美国家变国体至少二十年战争，中国只要两年，因为中国有美德。海外华人都很骄傲，没料到转眼成了军阀混战。
从此国人以缺乏合作技巧著称，一谈就崩，崩了就是一场战事。
与政事成反比的是商业，民国商人们大规模合作，利润分配和权力划分都老练，完成度极高，与政客们“破罐破摔”的火爆劲相比，很难相信是同一国人。
华夏文明首先是大战频率低，一朝建立，轻易便两百年太平，黄宗羲还嫌太短，两百年的不算成功范例。此地的人怎么可能不善于合作？文明首先是合作，习惯了分权让利才好合作。
民国政客则一开会就闹场，唱衰一切。不破不立——谈崩了，就可以改变权力格局，有了争最高位的可能，将王、帝、总统当土匪头子来想象，想象最高位可获得最高利，不知最高位是最高仲裁权，为赢得公信力，要分权让利的。民国之初，政客多是政治外行，他们壮志凌云，便国破家亡。
民主法制是欧洲贵族与资本家妥协的结果，法制保障贵族资产不被彻底剥夺，民主保证资本家在议会里强过贵族，贵族威望高，英法大革命，农民都支持国王贵族，武装反抗资本家。
民主与法制起源于阶层制衡，前提是有实在的阶层，拉美国家多军人独裁，各阶层都是一人一府的打工族，等于没有阶层，便不可能有这两样。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士农工商”，还有个套层结构——“出世入世”，士农工商的社会外，有个归隐的世界，“见了皇帝不磕头”是东晋便开始的事。
人类思维不完美，人事必有弊端，设立逃避机制，可避免错误严重得不可挽回。
马尔克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说，如何在万花筒一般结构紊乱的社会里存活，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魔幻”不是作家个人想象力丰富，是社会结构出了大问题，无处可逃，个人只能万花筒般变化。
传统中国有“可逃”的结构，归隐到老家祖屋，归隐入佛寺道观，归隐到名山大川，都市里隐身是从事贱业，为逃刑罚到妓院当佣人，为逃税到大户人家卖身为奴。
中国的奴与美洲奴隶性质不同，丧失参政权，获得家政权，先拿卖身钱，不交税，有年薪，随时可赎身，被赋予财政管理权的机会多，获得田产馈赠的机率大，常有“奴大欺主”的情况——奴的资产超过了主人家，主人还要帮他交税。
因为好处多，“主动为奴”是明清两朝的普遍现象。买奴是亏本生意，为奴成了富人穷人间一种应急救济机制。
总之，人生有退处，退一步，海阔天空。容许人逃身逃心，才是成熟社会。
《道士下山》写于2006年，至今才知自己写的是逃亡。写人物命运，写出了各种逃亡方式；写人情世故，写出了追捕者不同的收手方式。
作者常对自己的作品敬畏，因为写作不是逻辑思维，即便设计感十足地写完，也总会有许多拖泥带水的东西。这些意外往往是作品的主旨，那是写作时直觉感受到的，而理性还没认识到。
作品总比作家深遂，写出了意外才叫写作。
当年听闻一位老人口述经历，给了我极大的写作冲动，所谓冲动，就是你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巨浪一般打蒙了你……那么，写吧，随着这浪去了，身不由己，到哪是哪。
春秋时代，背叛一词是学术用语，得了老师的学术而不实践，为“背”，用了老师的学术而向世人隐瞒学术来源，不表师承，为“叛”。
这两个字，我是都占了。
事隔七年，给予我素材和灵感的人过世，纪念他的方式，是将本书的文字调理一遍。本书是现今的我写不出来的，难再有当年状态，七年来，我又写了几十万字，文字筋道了点……只能以这点文采来报恩了。
创作和善后不是一个级别的事，我当了泥瓦匠，在过去之我构造的大屋上做几日刮抹。
2014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