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天下第一幕僚

当年明月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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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胡宗宪为又一次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绝世高人

    胡宗宪寻找的,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

    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工夫,就找到了第一个人选。

    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俞大猷已孤军奋战了很久。

    俞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十七年(1504)生人,家境比较穷困。

    但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百户爵位,嘉靖十四年(1535),俞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

    俞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

    本书所用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刻本,为了不影响阅读,加上我这人比较懒,故文中未注明史料出处和史籍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

    “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

    看不明白不要紧,我来解释。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河南的少林寺武艺高明,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

    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地告诉和尚们,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您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

    郑重声明,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账请诸位去找俞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俞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

    我虽然不愿帮俞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俞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

    从童年开始,俞大猷就是个特别的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易经》。

    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

    俞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兵法。

    从《易经》中,俞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虽然说起来比较玄乎,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这套理论倒也不全是忽悠。

    而在兵法之外,俞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武林高手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及棍法。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

    特别是棍法,他十分擅用“荆楚长剑”,据说棍法已臻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夺路而逃。

    俞兄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炼剑法。嘉靖四十年(1561)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就跑到外面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很明显,在这段自述里,俞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俞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

    虽然俞大猷没有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皆曰:愿受指教”。

    估计俞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俞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风光无限。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

    俞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

    “你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

    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俞大猷不明白。

    挨了这顿莫名其妙的打,俞大猷依然我行我素。

    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和他没关系,但俞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

    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

    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书信,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

    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俞大猷还是不明白。

    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俞大猷仍不气馁。

    嘉靖二十一年,机会又来了,俺答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俞大猷报了名。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推荐的人,俞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

    毕竟要给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亲自接见了俞大猷,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翟鹏原以为这人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俞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

    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俞大猷行礼。

    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

    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按照明代惯例,除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

    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的无名小辈俞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著。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俞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

    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总督还是不用他!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俞大猷抓破脑袋也不明白(我也是)。

    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三百多人。上级看他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乱。

    在广东,俞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找到了叛军的巢穴,劝告他们归顺朝廷。

    当然,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叛军也不是白痴。为加强说服教育的效力,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俞大侠乘兴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剑术,一套剑法耍得虎虎生威,煞有声势,把叛军兄弟唬得一愣一愣,末了还美其名曰:教习击剑。

    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继续顽抗明军。

    但俞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他没费多大劲儿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最终平定叛乱。

    参考消息

    武人不粗

    俞大猷虽然是个武人,却不是粗人。他出身下级军官家庭,自幼家贫,靠母亲杨氏做工的收入和亲友的资助,勤学不辍。俞大猷五岁时即在家乡入塾读书,还拜了当地几位名士为师,十五岁就中了秀才。此后与李杜、薛南塘、史文斋、史礼斋等十余人在清源山紫泽书院继续攻读,并习武于清源洞,人称十才子。后来他从文秀才转为习武,先后拜了王宣、林福、赵本学等人为师,学习《易经》与兵书,得三家所长。到了军中还爱好写写诗歌、文章,不失当年才子之风。他所作的文章策论,后被编纂成《正气堂集》。

    折腾来折腾去,俞大侠终于翻了身,嘉靖三十一年,俞大猷调任宁波参将,不久后又升任苏松副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

    此时,张经已经上任,俞大猷是他的下属。

    之后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赵文华捣乱,催促张经出战,张经准备不足不愿出战,一拖再拖。

    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

    张经是拒绝出战的,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而这个人正是俞大猷。

    出乎意料的是,一向积极肯干、爱管闲事的俞大猷竟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倭寇有两万人,他手下只有三百兵,而俞大侠是学过算术的。

    俞大侠虽然热血沸腾,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张总督这事干得实在不地道,事情也成了连环套,赵文华催张经,张经催俞大猷,俞大猷不干。

    俞大侠就这样硬挺着,一直挺到了王江泾大捷。在这次战役中,他不计前嫌,协同张经,大破倭寇,立下战功。

    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

    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经的人,抢了他的功劳,还找机会整他,贬了他的官。无奈之下,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

    俞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

    参考消息

    俞氏打狗分队

    尽管俞大猷在官职上不争不抢,可对付倭寇绝对是一肚子坏水,他袭营所用的招数可谓变化多端。此君特别喜欢倭寇养来看门的大型犬,经常自己掏腰包喂狗,具体喂法如下:买来整块的新鲜牛肉,放在一口大汤锅里煮了又炖、炖了又煮,待到肉熟,就拿个铁钩子勾住肉,伸到敌营去。狗儿们闻香前来,最后为了抢肉变成狗咬狗一嘴毛。俞大猷就趁机宰狗,再入营杀倭寇。他的副将对他佩服得不得了,甚至拜他为师。

    不要急,俞大侠,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

    被贬官的俞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王江泾大捷之后不久,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辅的下属,参加了浒墅战役,再次大破倭寇。按说事情到这里,也算圆满完结了。

    可是(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俞大猷的人生中),不久之后,闲不住的俞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之前提到的那次),虽然最终战败,但俞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表现十分英勇。

    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

    战后,赵文华故技重演,把责任推给了曹邦辅。曹巡抚气得直想撞墙,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待着,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于是一怒之下,瞄准了俞大猷。

    曹巡抚在奏疏中大骂俞大猷,说他纵敌逃窜。之所以会下此黑手,只是因为俞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曹邦辅据此认定,俞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

    这一状告得相当黑,连皇帝都发怒了,暴跳如雷,免去了俞大猷的世袭百户,让他安分守己,否则砍头示众。

    不计前嫌,就是张经的人,恶整。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俞大猷彻底郁闷了。

    皇帝谕令下来后,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俞大猷不会再闹腾,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然而,俞大猷收起了谕令,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古,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准备出海,追击倭寇。不久之后,他的舰队在老鹳嘴截获倭寇,并发动总攻,焚毁敌巨舰八艘,杀敌一千余人。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并没有人要求俞大猷这样做,而根据以往经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打输了却必定有过。对他而言,打这一仗没有好处,只有吃亏。

    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不怕吃亏。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嘉靖十四年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著。

    俞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著的人,因为执著而伟大。

    俞大猷的倒霉事件簿

    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俞大猷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1556),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俞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的宝座。

    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

    几百年后,书画大师郑板桥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

    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

    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

    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解缙、杨慎、徐渭。

    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可谓名副其实。

    徐渭,正德十六年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扬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的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参考消息

    南腔北调人

    徐渭曾在自己的《青藤书屋图》上,自题一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正是他对自己辛酸一生的极好概括。“东倒西歪”调侃自己很穷,只能住在东倒西歪的破屋里;“南腔北调”则表明自己特立独行,跟社会唱的不是一个调,必然不为世俗所容,只能我行我素、癫狂一生。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知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可以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

    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想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了。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南直隶和浙江外,连福建、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郑板桥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画,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十分正确。

    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儿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为又一次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