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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定下去杭州的日期，我就想好了，到了杭州一定要去岳坟。为什么一定要去岳坟呢？一是我从没过去过；二是曾经在一篇文章看到这样的说法：姑且不问历史，我们就认定汪精卫、秦桧的确是十恶不赦的罪人，那么，我们是否有权力把一个人塑成雕像，又是否每个过路的人都有权力对着雕像撒尿、吐痰、扇耳光？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虽然没去过岳坟，但我知道岳飞父子面前跪着四个奸臣。往那些奸臣身上撒尿、吐痰的游客，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厌恶、兴奋、痛快、怨恨、耻切、恶心、滚蛋、好玩？如果把每个人的表情抓拍下来，搞一个影展，说不定会很有意思。
但说实话，无论是从没去过，还是那篇文章，并不完全是我想去岳坟的理由。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但我并不想去；也有很多文章，让我记忆深刻，也不一定非要实地考察。生活中很多理由都不过是借口，景由心造，一切由心而已，为什么一定要问理由呢，那就不要问为什么了。反正我想去，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
据我所知，跪在岳坟面前的除了秦桧和他老婆王氏，还有张俊和一个姓万的，虽然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万”字，并不知道作为姓的时候应该念什么，可以肯定不能读“万”，忙查字典，以免在朋友面前出丑。一查才知，那个奸臣姓的是复姓，不是姓万，而是姓“万俟”，名叫万俟卨，这三个字我从来就没读准过。我也从没遇到过姓“万俟”的人，万俟家出了这样一个大奸贼，是不是别的本家都蒙羞而改姓了呢？三个字念“抹其谢”，我怕记不住，把它和我老家的老头老太太们说“不用谢”三个字的读音联系起来，才把它记住了。我老家说不用谢，一般说成“抹用谢”，抹是没的意思。
刚落地，朋友阿军和小郭就把我接到宾馆。阿军是小说家，小郭是诗人，以前我们只在电话里联系过，我所在的刊物发表过他们的作品。乍一见面，我老是搞错，把阿军叫成小郭，把小郭叫成阿军。可是在电话里，只要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谁是阿军谁是小郭。阿军的声音清脆，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小郭的普通话也说得好，但他的声音是试探性的，有那么点儿女性化。我以此判断阿军是个大个子，小郭是个身材单薄的矮个子。见了面才知道恰恰相反，阿军身高不到一米七，而小郭是一米八五的大胡子。
到了宾馆，阿军立即打电话，不一会儿又来了木蓝、沈竹、介子修和穆有见，阿军介绍了一遍，我又一个一个地核对了一遍，但脑子里仍然是懵的，被他们的热情冲懵了，谁是谁还是不能完全分清。其实如果不说人名，指着人说作品的名字，还好记一些，他们的作品我都拜读过。他们的热情让我陡生感慨，一是感觉他们比较团结，互相通气，不像我所在的那个地方，一旦有什么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来了，刚下飞机就被人接走了，像被秘密绑架一样，其他人被蒙在鼓里，终于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人家不是正在告别，就是已经起飞甚至已经到家了；二是觉得当编辑太好了，尤其是当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文学期刊的编辑。以前我在地质队的时候，提着地质锤，挂着放大镜，端着罗盘，在大山沟里钻来钻去，谁理我呀？有一次我正在敲化石，远远地一个农民问我：“喂，你是不是修磨子的呀。”我说不是。农民不相信，他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敲石头，还说不是。”非要我承认是修磨子的石匠。我说我是地质队的。农民不高兴地说：“地质队的？地质队的你跑到这里来你敲什么敲！”有一次我刚从野外回来，有一位从北京来的作家在大学里搞讲座，我连衣服都没换，连地质包都没放下就去了，崇拜人家呀。走进教室，主持人小声说：“师傅，你一会儿再来好不好？”我莫名其妙。他见我不走，指了指教室里的灯，说：“讲座已经开始了，一会儿再换好吗？”把我当成换灯泡的了。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红得发亮，比那间教室里的任何一盏灯都要亮。想到这些，我心窝里就发热。我到这里不过两小时，身边就已经高朋满座了，并且都假眉假眼地叫我郑老师。我叫他们别叫我老师，叫名字就行了，大家都是朋友是不是？可人家叫老师的时候，心里真舒服啊。
和朋友在一起，饭是要吃的，酒是要喝的。我在地质队呆了十几年，一不怕喝酒，二不怕吃辣椒。野外寒气大，这两种东西都是驱寒的。心想江浙一带的人，大都温和秀气，喝酒应该不是我的对手。阿军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饮食城，我们的朋友已经增加到十三个了。毕竟大家还不太熟，刚开始的时候多少总是有些拘谨，喝了两杯酒，喉咙暖和了，话也多起来。我对他们说：“我们的刊物虽然在西部，可你们江浙作家的作品我们是用得最多的，差不多占据了三分之一，本地作者可不舒服了，说我们成了江苏和浙江作协主办的刊物，我们领导说了，不要管他，我们面向的是整个中国，不是面向某一个地区，要的是好稿子，是好稿子主义，大家今后有好稿子尽管寄来。”这话一出，全都来向我敬酒。我这才知道酒桌上说话稍不留意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圈下来便是十三杯。其中一位朋友和我碰之前，笑着说：“郑老师，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江浙一带的作家要厉害些？”这话我不爱听，作家就是作家，每个地方的作家都一样，不应该说谁比谁厉害。我仗着酒劲，不客气地说：“是的，江浙作家是要厉害一些，尤其是年轻人，一冒出来就比其他地区的人高明一些，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一股子精明劲。但你们江浙的作家上了四十岁，写得就少了，上了五十岁，那就更少了，到了六十岁，基本上就不写了，即便写也写的是随笔散文，诗歌和小说只能勉强为之。”我说完后发现大家有点尴尬，自己是不是说重了？忙端起杯子，自己先挤了一脸的笑容：“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过是瞎说，你们批评，你们批评，来，各位，谢谢大家的盛情，我敬各位一杯。”阿军说：“如果论小说，的确是这种现象，但其他文体，我们有很多老作家还是很厉害的。”我忙说：“那当然，那当然，我指的主要是小说。”给我台阶下，我连滚带爬地下来了。喝到二十七杯的时候，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已经喝了二十七杯了，再喝恐怕要趴下了。但不喝是不行的，我是那种只要有人敬酒就不拒绝的人。他们问我来杭州这几天有什么安排，我说我一共五天时间，除了一天和约好的作家见面，其他几天没别的事，玩。阿军他们忙替我安排游玩路线。我说，杭州我没来过，去什么地方玩都行，但是岳坟我是要去的。一半的人立即惊讶起来：“啊呀，杭州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去岳坟干什么，现在游人一般都不去岳坟的，我们本地人更是不去。”性格直率的穆有见说：“介子修你不是有车吗，郑老师和介子修可是作家中的大老板哩，子修你用车带郑老师玩玩，郑老师难得来一次的。”介子修问我想去什么地方玩。我说随便。穆有见说：“郑老师你也是搞文学的，既然来浙江了，怎么也应该去绍兴和乌镇玩玩，那可是鲁迅和茅盾的故乡啊。”我坚持道：“那我什么时候去岳坟？”好几个人都笑了，穆有见笑得最响，我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穆有见说：“郑老师你真想去岳坟啊？”我说，我真的想去。她说：“你住的地方离岳坟很近的，岳坟就在西湖边上，你哪天随便抽两个小时，打个的去就行了，用不着专门去的。”原来是这样，我也笑了。我高兴地说：“好啦，那就先去朝觐二位大师的故乡，回来后再去岳坟。”
回到宾馆，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阿军问我：“郑老师你没事吧？我慷慨地一挥手，没事没事，我是从酒乡来的，还怕喝酒么？”等他们都走了，我推开窗户，想吹吹风。他们告诉我，推开窗户便能看见西湖。可我推开窗户后，除了能看见到处都是灯，根本不知道哪儿是西湖。感觉脑子转得特别快，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如果我平时都能转得这么快，我十有八九会成为著名作家。当我想到那首古诗：不愿无来不愿有，只愿西湖变美酒，闲时静卧苏堤上，浪花扑来嘬一口。五脏六腑立即翻腾起来，人到这时候是最怕吃酒的，西湖里的水全变成了酒，天啦，受不了啦，不行了，跑到卫生间，呕吐叫唤起来。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正午十二点了，浑身像被人用软棍子痛打了一顿似的，没有一个地方舒服，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比昨晚上吐的时候还难受，最不好受的是头，像熟透了的西瓜被人用拳头砸开了缝。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我问她：“这儿能看见西湖吗？”她说：“如果你视力好，可以看见保俶塔。”“那怎么说能看见西湖呢？”她反问：“保俶塔不是在西湖边上吗？”也是，并不是非要看见水才说那是西湖。我什么也吃不下，泡了杯茶，喝了几口也吐了。幸好还记得要去见那位名作家。对一般编辑，名作家如果不恩典恩典，是难得一见的，但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名作家那里拿走一篇稿子。打电话过去，保姆说名作家正在睡午觉，叫我晚一点再联系。我拖着无力的身体，去买头痛粉，走了几个药店都没有，只好胡乱买了颗感冒药，心想即使治不了头痛，骗骗这狗日的头痛也好。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想干，连电视也不想看，一点力气也没有，如果蚂蚁抽我一耳光，也能把我抽昏过去。我躺在床上，比死还难受，突然想，我是不是要死在杭州？这时名作家打电话来了，比我想象的热情多了，叫我马上到他家去，他在家等我。
晚上名作家请我吃饭，特地点了东坡肉，说这是杭州名菜。我惭愧得不行，因为我一块也吃不下。想当年我做地质队员，一碗东坡肉我一口气就可以呼噜下去。
直到第三天早上起床，我才回过神来。
介子修把车开来了。我问他绍兴有多远？他说，不远，八九十公里。八九十公里，来去不是要一天？人家是做生意的，我哪能让他整天陪我。我说：“子修，要不咱们不去了，就到西湖逛逛得了，反正西湖我也没去过。”子修说：“不要紧的，我已经安排好了，今晚上住绍兴，明天去乌镇，今天明天我都陪你，后天穆有见陪你逛西湖。”
盛情难却，我钻进子修的车。对车我是外行中的外行，除了常见的几种，别的我都叫不出名字，更不知道它们的贵贱。子修这车是银灰色的，看上去有些小巧，我问他什么牌子，他说是日本的富士。我说：“怕要二三十万吧？”他笑了一下，说：“还得再加一倍。”我在心里咋了一下舌头，哪能用穷人的见识去估价富人的生活呀。子修不太爱说话，默默地开着车。这让我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