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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魏晋士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上一章我们说过,谈到魏晋南北朝,就不能不提到士族阶级。而谈到士族阶级,就会想起名士。名士这个词用到今天,已经有些揶揄的味道了,比如我们常常把穿着不修边幅与言行不大检点称为名士风度。其实这个词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响当当的,指的是士族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一个人要得到名士这个称号是非常不容易的,光是名气大还不行,要学问、德行、才情都足以令人折服才行。东晋文人袁宏写了一本《名士传》,从魏初到他那个时代一百多年间,才选了十八个人。正始名士三个:夏侯玄、何晏、王弼;竹林名士七个:嵇康、阮籍、向秀、山涛、王戎、刘伶、阮咸;中朝(即西晋)名士八个: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这些都是大名鼎鼎、才华盖世、德足服人的时代精英。这十八个人中,又以竹林七贤最为有名,他们的故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
说起嵇康,我们很容易就想起《广陵散》。《广陵散》又叫《太平引》,“散”和“引”都是琴曲的类别,《广陵散》或《太平引》是一首琴曲的名字。嵇康是被司马氏杀的头,临刑之时从容不迫,从他哥哥嵇喜手里拿过一把琴,弹了一曲《广陵散》,弹完叹一口气说:“袁孝尼(嵇康的外甥)曾经让我教他弹这个曲子,我当时没教他。唉,从此以后没有人会弹这支曲子了!”原话是“《广陵散》于今绝矣”。所以“广陵散绝”就成了一个成语,后世诗文常常用到。今天汉语中还有两个词“绝唱”“绝响”,也是从这个故事中衍生出来的,美得不得了、从此再也听不到或没有能与之媲美的曲子,就叫绝唱、绝响,比如鲁迅就曾经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
因为嵇康说了“广陵散于今绝矣”这句话,许多人就认为《广陵散》真的就此消失了,但是据学者考证,《广陵散》的古曲至今还在。绝的不是《广陵散》,而是嵇康弹奏《广陵散》的特殊技法。今天重点说的不是音乐,而是嵇康这个人。嵇康为什么会被杀?他犯了什么罪?他被杀头时为什么那么从容不迫,视死如归?
嵇康这个人,真正是可以称为名士的典范的。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人才。鲁迅就非常喜欢他,花了很多时间亲手搜集、校对,辑成了一本迄今还是最完备的《嵇康集》。说嵇康无论哪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人才,有什么证据吗?当然有。首先,嵇康是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在魏晋玄学上是王弼和郭象之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其次,嵇康是第一流的文学家,他的诗很好,散文更好,尤其说理散文几乎可以说是千古一人,韩愈、柳宗元都无法与他相比;嵇康又是一流的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琴弹得非常好,还写过一篇专论弹琴的《琴赋》,他的《声无哀乐论》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音乐理论的专文,直到今天还有影响;嵇康也是一流的书法家,书写的“五经”曾经刻在太学的石鼓上,作为当时太学生写字的范本;嵇康还是一流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那时一尺约等于今天的二十三四厘米,七尺八寸大约等于现在的一米八五左右),风姿特秀。”他的朋友山涛形容他:“嵇叔夜(嵇康字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别传》形容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就是说,他无论在哪里都是鹤立鸡群,一眼便可以看出来。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听说朝廷要杀他,当时三千太学生上书朝廷,请求赦免他,留下来给他们做老师。一个三十九岁的人,居然得到全国知识精英的一致钦仰,这需要什么样的学问和德行?
太学生的请愿最后帮了倒忙,司马氏一看就吓到了—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如果不杀还得了?司马氏的一个爪牙钟会向他进谗言,说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这话说得很明白,嵇康就是司马氏篡夺曹家天下的绊脚石,司马氏要想当皇帝,就要先搬掉这块绊脚石,也就是所谓“清洁王道”(“清洁”在这里是动词,“王道”是宾语)。嵇康为什么会成为司马氏的绊脚石呢?不错,嵇康是娶了一位曹家的公主,做了魏国的官,官名是中散大夫,所以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卫护曹氏政权而反对司马氏篡位的,但这不是根本原因。他的太太其实只是曹家一个旁系的公主,并不显赫,中散大夫也只是一个中级文官,又没有任何兵权,不统率一兵一卒,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当时在曹家做官而倒向司马氏的人多得很,司马氏本身也是曹魏的大臣。许多明白人都知道曹家大势已去,以后必然是司马氏的天下。例如嵇康的好朋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就是这样一个明白人。他最终选择投靠司马氏,并且做了司马氏的大官—吏部尚书,就是专管提拔干部的官,有点像今天的组织部长。他替好朋友嵇康考虑,认为没必要为曹家白白送掉一条命,不如识时务些也做司马氏的官好了,于是向司马氏推荐嵇康来代替自己。不料嵇康不仅不领情,还特别写了一封绝交信,跟山涛划清界限,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巨源”是山涛的字。信中说到他拒绝做官的原因,今天读起来会觉得很滑稽,嵇康列举的九条原因(“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都像是开玩笑。比如他说,自己喜欢睡懒觉,每天早上要到小便快把尿脬胀破了才起床,如何能起早去上班呢?又说,自己很懒,不大洗澡,身上长虱子,老是要抓,因此不能穿官服,如此等等。这算什么理由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都是乱扯淡的话,真正的原因说穿了就是一句:老子就是不跟你司马氏合作!
嵇康为什么这么讨厌司马氏呢?
说起来,司马氏也是一个一流的门阀士族,在汉初大将司马卬之后,数百年来簪缨相继,标榜儒术,但是司马懿父子在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虚伪、残忍、不仁不义,是完全违背儒家教导的。可以说晋朝的政权完全是在谎言和杀人中建立起来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个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先后发动三次大屠杀(249年,司马懿诛曹爽、何晏共八族;254年,司马师杀夏侯玄、李丰共三族;262年,司马昭杀嵇康、吕安等人),杀灭了十几个大士族,只因为这些士族是自己的政敌,对自己篡位不利。许多士族被司马氏的血腥恐怖手段吓倒,不是顺服司马氏就是不敢作声。但是硬骨头总是有的,嵇康就是一个。嵇康痛恨司马氏的残忍,尤其痛恨司马氏的虚伪,痛恨他“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儒家的旗号,却干着与儒家宗旨相反的不仁不义的勾当。他愤激不已,便打出道家的旗帜来与司马氏对着干,并且写下一系列矛头直指司马氏的文章,如《释私论》《管蔡论》。当他的朋友山涛想推他出来做官的时候,他不仅不领情,反而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山涛绝交。表面是与山涛绝交,本质是与司马氏决裂,《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就是一篇不合作主义的宣言。
这样一来,嵇康就成了司马氏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用什么罪名来杀掉嵇康呢?这是很为难的。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是曹家的,没办法把不忠的罪名加在嵇康的头上。这时刚好发生一件事,嵇康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有一个哥哥叫吕巽,吕安跟嵇康一样讨厌司马氏,但吕巽却选择了倒向司马氏,做司马氏的爪牙。吕安的老婆很漂亮,吕巽是个好色之徒,奸污了弟媳。吕安当然很愤怒,嵇康为了吕家的名声,劝吕氏兄弟相互隐忍。吕安答应了,吕巽表面上也答应了,不料这家伙恶人先告状,向司马氏诬告吕安不孝,在家打母亲。司马氏本来就讨厌吕安,便以不孝的罪名将吕安抓了起来。嵇康看见好友被诬陷,又痛恨吕巽不讲信用,便挺身而出为吕安辩解。不料早就怀恨在心的司马氏居然借机把嵇康一起抓了起来,说嵇康为不孝的吕安辩护也是不孝,最后用完全莫须有的“不孝”罪名,把吕安和嵇康两个人都杀害了。
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不好理解,嵇康虽然聪明绝顶,毕竟只是一介书生,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也没有组织反对党,司马氏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如果说嵇康有力量,顶多也就是精神的力量。嵇康也很奇怪,如此聪明的一个人,难道看不出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气候早就形成了吗?为什么偏要螳臂当车呢?为什么就不能学自己的朋友山涛呢?如果他能接受山涛的推荐,司马氏一定会给他个不小的官做的,但嵇康偏不。这正是嵇康令司马氏害怕的精神力量之所在,他的独立意志和高尚人格就体现在这里。他无法扭曲自己的内心,无法屈从别人的意志,宁死也不屈服,绝不让自己的人格蒙羞。后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养生》里说嵇康注意养生,却因为恃才傲物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其实这是完全不理解嵇康。在嵇康看来生命是可贵的,所以要养生,但是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比生命更重要。如果丧失了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养生只是养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就算能够长寿又有什么意义?跟一棵树、一块石头有什么区别呢?刘宋时代的诗人颜延之写了一篇《五君咏》,第二篇就是咏嵇康的,最后两句说:“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这才抓住了嵇康从容就死的本质。“鸾翮”(“鸾”是凤凰之类的神鸟,“翮”是翅膀上的羽茎,这里指翅膀)是美丽的躯壳,“龙性”是高傲的灵魂。他的肉体可以被杀死,而他的精神、意志、人格是不会屈服的,其实这正是儒家的真精神。孔子就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礼记》上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嵇康表面是道家的信徒,其实是儒家思想的真正信奉者。而打着儒家旗号的司马氏倒是真正糟蹋儒家精神的。这一点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早就说过了。他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鲁迅说得太好了,嵇康这样的人其实是太相信礼教,是老老实实地视礼教为真理,不懂得变通,不懂得权术,太迂腐,太执着。在一个头脑灵活的人看来,嵇康的“迂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反正是当官,当曹家的官跟当司马家的官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历朝历代总有这样“迂执”的人。明朝出了一个方孝孺,比嵇康还迂执。明成祖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位子,要方孝孺草诏告天下,方孝孺提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投笔于地,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说:“灭你九族!”方孝孺说:“莫说九族,十族又如何!”结果真的被灭十族(第十族是学生、朋友),八百多人被杀。嵇康总算还争个曹家、司马家,你方孝孺争个啥呢?都是朱家人当皇帝,是叔叔当还是侄儿当关你什么事?所以方孝孺的脾气简直比嵇康还要犟。但正是这犟脾气闪耀着人格的光辉,什么叫“威武不能屈”?这就叫“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历代死节之人大抵都有这样的犟脾气。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最终都有一死,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
当然,嵇康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也不是人人都必须做的。在重大的历史事变面前,基于种种原因,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竹林七贤是七个好朋友,都很有才华,经常一起喝酒、清谈,开始时志趣应该都差不多,但后来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阮籍跟嵇康差不多,但没有嵇康那么刚强,对司马氏只敢软拖不敢硬碰。刘伶和阮咸虽然满腹牢骚,但只能喝酒装疯。向秀最后还是选择出来做司马氏的官,至于山涛和王戎,就不仅当了司马氏的官,而且当了大官。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也有各人的苦衷,有的人选择体制外的抗争,有的人选择体制内的改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谋取权位而背叛原来的初衷,放弃独立的意志,甚至贬损自己的人格,恐怕总是不会被后人瞧得起的吧。前面说过的颜延之作《五君咏》,就是咏的竹林七贤中的五个人,而把山涛和王戎从七贤中除名了。颜延之距离七贤的时代才不过一百多年,七贤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都还记得嵇康、阮籍,而山涛和王戎尽管官做得很大,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这就是历史做出的评判,而历史常常是不体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