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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冶金星还专门买了全集的《加里森敢死队》，在家没事时就反复地观看。一是欣赏学习他们的智慧和幽默，二是更多地吸收他们自得其乐的快活法。
冶金星做了这么多事，他从来没感受到恐惧感。他做事越来越出神入化，他甚至感到自己天生就是这么块材料，如果当了侦察兵，他更了不起。
他对有的手下，一次就看透了，下次就不带了。他看人也逐步形成自己的一系列方法，屡试不爽。
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冶金星尽管初中毕业，但他是好学的。他听人说“少不看西厢，老不读三国”，就专门购买了《三国演义》有事没事的读，把各种计谋都钩划出来，一条条地记在脑子里。
他可谓用心良苦，他讲三国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了。他听过刘兰芳的说书《三国演义》，但听着过瘾，事后脑袋里留不下深刻印象。
听书就象整个人听进去了，一般坐在诸葛亮身边了，好多事如同身临其境，其乐无穷。人在听书过程中被说书的牵着个鼻子，傻瓜一样进去出来的，到最后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收获却不大。
从此后，冶金星得出了个结论，那些纯娱乐性的电视节目、戏曲、说唱什么的，让人昏昏然，喝凉水似的。他从不看娱乐性的电视节目，跟着乔木杨学会了看新闻联播，打扑克、下棋什么的，冶金星从来不沾边。
冶金星期在做事的过程中，逐渐地成熟起来，他喜怒都看不出来。他积攒的钱够多了，他最渴望地是与乔木杨那样的人说话交流。
当他被抓进来后，他一眼就看出来马明不一般，就愿意把事情向他讲。马明也有耐心听他讲，他讲完自己的前因后果，心理舒服些了。
他之前做的那一些努力都白费，其实那只是麻醉自己，让自己的大脑暂时不去想，想象中自己是铁道游击队一样的人物，做的事却有天渊之别。
冶金星杀那一家人时，心里还存着一丝试验一下自己耐受力的杂念。他们到了那里拿到钱，可能不会下黑手了。但是事情就是不给他转机，那个小子就是脑筋转不过弯来，非得找死，也是无奈。
冶金星不知道隔壁还有一个人在听他供述，有用无用的都让冶金星说完，这也是审讯的需要，也冶金星供述的需要。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或者说仪轨、程序，姜山接触过多名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他们需要的是倾听。因为他们自封太久，一旦被抓，如果支撑不住了，要交待就会有这些付产品。
姜山也从中了解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轨迹。当年，在警院里时，姜山因为书法好，被老师找去帮着抄录整理过《犯罪心理学》的教材。大量的材料，象一串串珠子样，先穿成小串，再串成大串，形成体系，再编著成一本书，去印刷出来。
没想到的是原材料是四处找来的，有根有据的，再加上编者的理解和观点，组合成了这么本犯罪心理学的书。从那以后，姜山对书这种东西不再迷信，那都是人编的，无非谁占有的材料多，谁就编得厚些。
但是当姜册遇到美国人戴维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后，才知道一本书要流传开来也是不简单的，没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及理论是难以立足的。在中国，只要有身份地位了，编著教材是非你莫属的事。
非此即彼，是外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而中国家人可能会有第三个方案，那就是折中，也就是中庸之道。
姜山惊讶地发现，凡是有些哲人味道的怪异之人，大都有些才分和过人之处。他和冶金星都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都有些自负，所以内心深处就会比别人多费些力量去做了前后的对比与思考，这种长期的积累，造就了他们的过人之处。
姜山对冶金星有些惺惺相惜，可惜了。这份才气，用在什么地方不好，用在了犯罪上。作奸犯科的，都没好下场，越是聪明能干的做的事越大，越不能留在社会上。
姜山用心追逐着冶金星与李同友的犯罪轨迹，把所有的工作安排的周到细致，把主要的犯罪事实先查证属实了。
万局长赶回去，向县委常委会汇报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据说，这是县里有史以来最大的血案，影响重大，成功侦破此案意义深远，对稳定一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姜山照例避开万局长的相约，他带人去案中案去，他必须去。这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有露脸的事让领导们去，千万别争抢，一不小心把领导得罪了。
特别这类汇报中，必须突出出分管市领导、局长、政委什么的，明眼人都知道，有了成绩谁都要占份功劳才好。不管是从物资支持、精神鼓励、舆论氛围上，还是从一个电话、一次饭菜的改善上，都要凝聚着方方面面的精力和心血。这篇汇报稿如果照顾不周，就会得罪人。一份破案报告上，有三分之一写的与案件侦破无关。
这也是中国国情，人情练达皆文章，世事洞明全学问。姜山在办公室里工作时，遇到这些类的报告就头痛，领导们先让秘书猜测，揣测不到位，领导再讲话补充，直至感到没有落漏才好。
向谁汇报，首先要突出出来，领导的重视，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也要多次听取汇报，作指示。有些指示杜撰出来，领导也是心照不宣，作为地方一把手没有不重视稳定大局的。没有稳定，什么也发展不成。这时的调子就会定的这样高了。
听过汇报之后，县委常委会决定由一把手带队，分管县领导靠上，亲自到县边界接凯旋而归的专案组，同时组织社会各界进行慰问。随后，接着为公安局向上级请功，记功后主公安机关举行庆功大会，大力宣传，为即将召开的全省稳定工作会议营造良好的氛围。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是懂政治的领导艺术。为下属长脸，也是为自己增光。
姜山会同马明把案件的主要事实查证结束后，就带着专案组大队人马，往回赶。
这时，万局长带着局里派的最好的警卫首长用的开道警车又赶到专案组，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回去时在仪式上向各方领导汇报。
马明这时没任务了，想直接回市局去。可市局的局长听了县局的汇报，又受到县委书记的邀请，也赶到边界一同接专案组胜利凯旋。
马明没法早走了，只有随大队人马一同回。可这样，到了地方由谁汇报又发生了争议，马明级别最高，可他是代表市局，也不好向县委书记汇报。各方议了一下，最后还是万修义副局工汇报，他情况熟，对汇报的口径也掌握的准确。
一路上，姜山对押解冶金星、李同友特别地重视，两部车上都安排了武警战士，实枪荷弹，全幅武装。手铐、脚镣，连捆绑警绳也用上，以便控制。
这样的押解行动，显出特别的杀气来。姜山发现冶金星脸色变得灰暗起来，李同友完全吓傻了，姜山就选了两个熟悉案情的侦察员分头与他们在路上聊天，以稳定他们的心神，防止出现意外。
姜山参加多次那种杀气腾腾的集中公开宣判大会，也可能是沿习的惯例。每次公开宣判大会都会选在五一或十一这样的节日之前，一般情况下是有死刑犯需要执行了，一并执行死刑，以形成强大的震慑。
那时，姜山年轻，少年壮志不言愁，青年民警押解的一般是轻刑犯，重刑犯都由武警战士押解。
组织万人大会公宣在县里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机关干部、企业工人、居民群众、在校师生都要有代表参加，各乡镇还要设分会场，组织收听宣判会盛况。事后，全县的广播电台需要反复播放一段时间，那可是盛况空前。
姜山在县城求学时就经历过，正好是八三年严打，游行的车队鸣着警笛满城穿行。大街小巷全是人，万人空巷的状况。娱乐活动少的年代里，这也是奔走相告的大事。
一般情况下，宣判结束后，主持的县领导都会厉声宣布：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一声令下，警笛四起，所有车辆鱼贯而出，分两路各奔各自的地。轻刑犯回监所，等着去监狱执行刑期。死刑犯就直接被押赴刑场枪决了。
姜山后来到办公室工作，因为参加会务工作，就是近距离观察过死刑犯的不同表现。上级法院领导逐一宣判决，每宣判一个，押解的武警战士就会把犯罪嫌疑人向前一推，压低了他的头，胸前挂着牌子，一般写某某犯罪嫌疑人某某某。
当宣判完一个时，法警就会向前把牌子翻过来，早就写好的某某犯某某某有期徒刑多少年。
如果是死刑犯，就直接写死刑犯某某某，而且用红色墨水打上醒目的叉，然后把死刑犯摁倒在地跪着，法警把一面长长古代令箭样的民间称作“亡命旗”的牌子插入死刑犯的后背绳子之中。上书“死刑犯某某某”，打着红叉。死刑犯一般早就知道上刑场，吃过临死前终生最后一顿肉包子，与狱警说上一晚上的话。
不知谁发明的死刑犯最后一顿饭是肉包子。“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在监狱里吃到肉包子，一般就明白了，但是谁也不去说破。这可能是犯忌的。
吃完饭，法院的人就会进去宣判。然后，或哭或呆若木鸡的，看守的民警就耐心地规劝，女犯就由女民警规劝，反正就是说些人生就那么回事的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话也会有的。
怎么说的那人心里想开了，也就是完事了。一般一宿难睡，然后照顾着穿上早就通知家庭人送来的新衣服，再捆绑上。
这时捆绑可有学问和讲究了，说是捆绑，其实是扎紧裤腿处，防止拉尿下。身上的绳子看似松着，可是活扣，必要时一收就紧起来，怕到时走不动了，就是需要提起来押走。路上必须不出问题。
刑场的选择也是保密的，但是一般选在城郊，方便警卫封闭，也方便车辆进出。那时县城里的人听说开宣判会就最想去看的是刑场执行的那个场面。
越是血腥越有人凑热闹，人的这种顽劣性自古以来就有。就象看那些恐怖片电影一样，明明知道看过之后会害怕，但都愿意承受害怕之后的那种快感。
姜山有一次离执行现场较近，正处在下风头。枪响之后，三名死刑犯整齐地朝前倒翻，血腥之气瞬间扑过来，让姜山好长时间没逃出那股味道来。
之后的所有血案现场，姜山再没有遇到那么鲜明的腥风血雨味道。臭不可闻的现场有，但那次真的一齐伤着姜山的视觉味觉神经了。
姜山每有这类现场勘查过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喝茶，让茶的香气去除这些杂味，然后才能吃下饭去。当然最好的去处，还是徐小贵那儿，有沉香燃过，就连身上也沾染上那股久久不散的异香。
要不，每次出现场回来，姜山都是先回办公室，能换过洗洗的就洗洗，再拿回家。一方面，姜山的老婆能够嗅出异味，感到恶心。另一方面，姜山也不想把不好的气味带回家。他也相信这些场所的气味对家人不利。他已经无可选择了，他不想家人跟着受这种刺激。
姜山一直想不明白，社会上怎么就有人见了这些杂乱的场所就喜欢上前凑这份热闹呢？经常有人因为为了看热闹，反而被伤及无辜。却很少有人想到可能降临到自己头的飞来横祸。
是祸躲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