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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一直觉得日本近期的动作不正常，但直到抵达重庆之前，他才通过特务局的无线电系统接收到了最新的情报，确认日本第四师团秘密进入茂山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他非常的震惊。
宋彪原先来四川是想要一鼓作气打掉西南军阀的立足根基，彻底统治整个西南地区，结果人到重庆之时，才发现自己恐怕是要白来一趟，还得迅速回东北主持对日作战筹备。
在和陈其采、刘赓云等人秘密商议了一晚，时至深夜，他们都回去之后，宋彪一个人也无法入睡，就让张富田找来一盘红皮的生花生粒，抓一把在手里当作零食边吃边琢磨，在这间西花厅里踱步思索。
现在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日本所做的都是假象，只是想要诱使他上当，用最小的代价打断中国统一的步伐；第二种是日本做好了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用一个不太沉重的代价打断这一步伐；第三种则是日本破釜沉舟，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乘机发难，重创……甚至是击溃东北军，彻底中断中国复兴的道路。
三种可能都很高。
宋彪仔细的在心里盘算，权衡利弊。
无论他如何推算，他都愈发觉得宁可上当，也要积极备战日本，保住中华复兴的这个机会。
他也计算过，即便东北军的入关攻势到此截止，各个师全面收缩回东北备战日军。只要他不大败，帝国还是能控制住东三省、直隶、晋鲁豫、江浙和湖广五大区域的统治权。
四川不好说。
他不败就没问题。他要是兵败东北，哪怕只是一场小败也有悬念。
两广、云贵、陕甘宁、新疆就暂时别谈。机会很渺茫。
同样的，如果他真的和日军在远东大决战，并且让他打胜了，国内的局势也将会彻底扭转，哪怕东北军元气大伤，暂时也没有谁敢挑战他和帝国的中央权威。
想清楚这一点。宋彪最终决定收兵回东北积极和日军备战。
……
兵贵神速。
一切军事行动的第一诀窍就是“快”。
宋彪下了决心之后，临晨两点还将陈其采、舒方德两人重新喊过来，和他们秘密商议调整对策，对内转而采取“以和为贵”之姿态。对各方势力都多加招揽，只要确保帝国的中央权威即可，只要承认帝国和皇帝之事实，允许西南、西北和两广以合适的方式“自治”。
帝国陆军的五大主力师全部抽调回去，只留第一步兵师在华北坐镇，其余各部退回东三省积极备战，同时对北洋系和北方各镇新军进行快速整编，东北各路巡防军和新兵营大规模加入到整编中，并且在全国设立新兵训练营部，为一场全面大战做准备。
军事上总是要将问题想到最坏的情况。
假如真是要和日本全面开战。海军这边基本就只能是全面白送给日本蹂躏了，宋彪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了保证中国海军的未来建设步伐，他甚至不能将可怜的这点海军拿出去作战，所以，唯一的胜利之道就是大规模的陆军决战，在东北打一场反击，挥师南下进入朝鲜半岛，逼迫日本求和。
没有海军啊。真的一旦是全面开战，让日本海军全面蹂躏各地沿海，并且一直拖延下去，连续两三年切断中国的海洋外贸，中国经济就真的毁了。
哪怕不切断整个中国的外贸，只是掐断东三省的外贸进出口，这也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悲剧。
所以，即便陆军大胜也必须让日本尽快求和。
连夜做出一系列的部署后，宋彪还是不动声色继续维持自己在四川的预定行程，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他要突然放弃四川就只能是前功尽弃。
此次陪同他到四川视察的陈其采和舒方德则连夜返回北京总部，尽快完成备战的各项准备。
次日，宋彪只是简短的睡了两个小时就继续在吴金郁等人的陪同下，在重庆周边的北碚、璧山等县视察，这一带和南充、广安等地都是四川桑丝重地，过去十年间的税收也极高，加上土地兼并的异常厉害，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如果不是四川之地号称天府，自古粮米丰足，少有饥荒，以四川如此高的赋税率恐怕早就饥孚万里，官逼民反了，即便是在如此残酷的情况下，四川相比广西、福建、河南等省的情况还是要好很多。
在宋彪这段时间巡察过的地区中，河南的情况堪称是最厉害的，人口仅次于四川，土地兼并的相对不如四川厉害，可粮食总产量相比四川又低了很多，只是四川的1/3。
河南的问题很是复杂，如何治理也是问题。
在重庆周边视察两天后，宋彪心中愈发感觉到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农业的问题，农业抓不好，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农业稳定，国家才能稳定，国家稳定才能井然有序的发展工商业。
4800万的人口让四川拥有极大的招兵潜力，人口多，百姓生活贫困，谁都有能力在四川招揽一批武装。这也是四川军阀割据不断的一个主因。
两天后，他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知府衙门召见了同盟会的蒲殿俊、熊克武、程潜、方声涛、张百祥等人，既谈光复革命，也谈民主立宪运动，更谈四川之大治和民族之复兴，软性的招揽这些人重新转投光复会阵营，即便不加入光复会也可以投身宋教仁的中国民主党。
和这些人见面会谈之后，宋彪再次密集召见四川各地的会党首领佘英、李韶、周鸿勋、刘天成、张捷先、张达三等人。先封官位，又许诺赐爵。鼓励他们联合四川各地会党组建地方政党，或者是参加光复会。进入省议会为民请愿。
比起程潜、张百祥这些同盟会的死忠派，蒲殿俊、熊克武、方声涛都极其容易的被宋彪拉拢过来，地方会党的这些首领既然亲眼见到了新的皇帝，又有封官赐爵之事，很快也被宋彪亲手摆平。
最后，宋彪才专门抽出时间和四川省内最为著名的二十多位名绅会晤。谈的也是非常愉快。
在新上任的四川省长杨兆麟上任之前，宋彪已经替他将四川省内的主要势力都敲了一番，除了少数共和派的死忠，地方势力基本被他收拢过来。暂时不用再担心四川继续要求自治的问题。
等到杨兆麟提前抵达重庆，宋彪和他再次会谈之后，这才觉得自己大可放心的离开四川。
四川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会党众多，山头林立，宋彪不怕他们多，就怕他们藏在暗处搞破坏，就让胡景伊组织这些会党，抽编为各府的巡防支队，四川省巡防总队则特例增编出六个本部支队，由胡景伊担任巡防总队长。并且进一步在四川对巡防兵体制做出第一次调整，将各省巡防军的总队长改称“巡防总长”，取消本省防务厅的设置，由巡防厅管辖本身防务，而巡防厅的厅长即巡防总长，受中央巡防军军令部和地方省长双重节制。
巡防军迟早是要改成国家武装警卫部队，但就目前而言，宋彪感觉时机还未成熟。
通过这样的调整，每个省都至少存在一个帝国陆军常编师和一个巡防总队。加起来在2.5万至3.5万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分工，前者负责国防军事，后者负责地方安保，再加上各省的警察厅负责治安，三者相互结合，保证帝国各省的安定和平稳。
第三步兵师悄悄撤离重庆，第十四步兵师驻扎在成都，第二十步兵师驻扎在重庆，第十七镇在重庆璧山县改编为第十七步兵师，第三十三混成协就地改组为四川巡防军本部支队。
按照宋彪的计划，在第十七师和四川巡防总队整编结束后，第二十步兵师也抽调回汉阳做好参战的准备。
在离开四川之前，宋彪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也很冒险，他任命熊克武为第十七步兵师的师长，抽调一等参谋官中远东系出身的徐桂宁担任该师的教导长。
宋彪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看出熊克武是一个真正的投机派，风向哪里吹，人往哪里倒。
明天就要乘船离开重庆，这天晚上，宋彪特意将杨兆麟、胡景伊、熊克武、潘矩楹、吴金郁、佘英六人请到府衙，不顾礼数上的限制特意设宴招待他们。
杨兆麟和其他五人还不是很熟悉，宋彪也亲自为五人引介这位新上任的四川省省长，在宋彪介绍之时，五人纷纷起身恭贺杨兆麟升任省长一职。
等他们客套一番后，宋彪就和胡景伊、吴金郁、佘英五人说道：“自古说川贵不分家，杨兆麟是遵义人，也算是半个四川人，你们在四川要鼎力支持他处理本省政务。特别吴议长，你和杨省长是本省政务之首，更当相互协作，以稳定四川民治为己任。”
吴金郁匆忙答道：“请圣上宽心，我等必当效劳，尽我等所能以稳定四川。”
宋彪则继续和熊克武、潘矩楹强调道：“因为其他的事情要安排，第三步兵师不日就会抽调回汉阳驻防，你们地方军务要更为慎重，中央陆军各部直接归属陆军部和总参谋部指挥，换而言之就是听我的指挥，在地方一概不得干涉政务。军政严格军开是帝国之根本，你们不要给我犯这个大忌讳。陆军各师的任务是勤加操练，保护国家疆域安全和统一，而不是管各省的事，省内维持安定和维护省政府权威之事一概由巡防厅总长负责，与你们无干，你们只听我的调令，积极整训，确保帝国西南边疆的安危，明白吗？”
熊克武和潘矩楹当即抱拳道：“请圣上放心，我等自当牢记圣上言令，必以维护国疆安全统一为唯一之军务。绝不干涉地方政务。”
宋彪心里是很有把握的，这两个人暂时还不敢违背他的铁律。两人留在四川也是一种相互牵制。
和这两人强调一番后，宋彪才微微颔首。示意张富田安排人正式上菜。
中国是一个无酒不成席的国度，四川更是明显，此次宴会用酒就选择了泸州大曲，宋彪喝了几杯之后愈发感觉醇香延绵，也不上头，比以前常喝的东北烧酒要好多了。他就和杨兆麟吩咐道：“四川的酒确实是很不错，你让人安排一下，内务府和中央政府定期到四川采购白酒用于国宴。这种泸州老窖先定为御供吧，不过。在生产质量这个方面要抓好。”
杨兆麟很是高兴的笑道：“有了圣上的这番金口玉言，我等四川之酒业必当兴盛繁荣，远销八方。”
听了这话，吴金郁和佘英等人也是很高兴。
宋彪倒是没有再说什么，酒业的根基在于粮食，四川的农业要是抓不好，酒业也肯定谈不上规模。
至于四川如何治理，农业如何抓好，他和杨兆麟已经谈过多次，对于杨兆麟的那些想法。他基本还是认可的。四川农业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税多和土地兼并太严重，所以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土地兼并的问题一定要尽快处理，哪怕是通过官府协调回购和银行贷款，也要尽快让农民持有更多的土地。
晚清的土地兼并问题实际上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在四川这种土地兼并最厉害的地方，人口不足千分之三的地主占据着超过七成的土地，农民既要承受重税，还要缴纳不菲的田租。负担实在是太重。
在东三省治理期间，为了帮助农民更快的进入大规模种植，东三省成立了官办的东北农业银行，宋彪和张康仁商谈之后，已经打算以东北农业银行为基础成立新的中国农业银行，再由中国农业银行在各省设立农信社，在各地办理农业贷款，赎购土地，办理按揭分期贷款卖给农民。
在大地税收政策上，全国范围内都还是要限制大地主阶层，各省根据不同的标准制定不同的征税级别，总之是土地越多，土地经营税越多。
这个政策的不利之处在于会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压制在小农经济状态，但为了国家之稳定，这也是帝国中央政府的唯一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良种、化肥和新技术的推广，通过改善各地水利灌溉条件积极增加粮食产量。
至清末，中国的耕地总面积是16亿亩，人均3.55亩，如果能合理发展农业，将关内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也提升到关东的水平，中国的农业总产值就能增加40%，如果能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农业总产值将提高55%。
仅此一点，中国就能在经济总量上恢复到世界大国的席位中。
在这一问题中，如何快速解放妇女的劳动力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人力的增加通常是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
另外有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那就是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经济作物不是大豆、甜菜，也不是棉花、生丝和茶叶，而是鸦片，据农业部目前从清政府遗留档案中统计的数据来看，仅在山西一省就有超过一半的土地用于种植鸦片，而山西也是中国此阶段最大的鸦片种植区。
这就意味对新成立的中央帝国政府而言，最紧急两件工作就是禁烟和放足。
四川在这两个问题上显得更为棘手。
杨兆麟虽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但能否有真正的水平去控制着这个省的行政和经济工作，宋彪也不是很清楚，当然，用杨兆麟这样的旧官僚体系中的革新派，总要好过用吴金郁这种根本不懂行政工作的人。
仔细想一想，四川的积弊，以及整个中国的积弊在这个20世纪开启的大时代中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连宋彪都不是很有兴趣全处理好。
在民间的巡查中，宋彪对于中国百姓和四川百姓既有同情悲悯，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撕裂般的痛苦，让他愈发感觉身上的重担是如此之沉。
他一贯是个很擅长想通大道理的人，此时也完全想不明白中华民族，不，汉族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何至于如此啊？
究竟是哪一种精神和原因如此不断的让汉族人自残，让自己愚昧腐朽到这样的程度？
他真的想不明白。
安抚四川之后，宋彪不再南下云贵，直接乘船离开自四川省的新省府重庆返回武汉，再从武汉原路乘坐专列回抵京师，在此之前，他将重庆定位四川省省政府的治所，这是因为海军的军舰可以抵达重庆，万一出现任何不测之风云，他都至少能用军舰过来镇压。
蔡锷、陈其采都已经先宋彪一步回到京师，而马尔托斯总顾问则提前一步，日夜兼程的带着参谋局返回沈阳，协调各军和备战工作。
就实际的水平而言，历经这些年的锻炼和学习，蒋方震在大方面上并不比马尔托斯特级校官差，毕竟更了解国情，筹备大计划之时也更为熟稔，但在调度军队作战，以及准备作战计划的领域，他还是不如马尔托斯特级校官老练。
这是经验的问题。
1910年的12月4日，这一年即将成为历史。
宋彪返回首都通州的帝国中央陆军总部，回到自己的那栋根本算不上是皇宫的皇宫和海陆军总司令办公厅，他就不顾千里行程的疲劳，紧急召开了中央陆军总参谋部和陆军部的联席军事例会。
此时的国际局势正如宋彪最初所猜测的那样，日本正一步步的加紧在军事上的部署，并且不断让所谓的大韩帝国扩大延吉间岛领土争议。
大韩帝国那边是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不管怎么样，间岛是我们韩国人的，中国人必须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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