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

汪曾祺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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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桥

    我父亲续娶,新房里挂了一幅画,——一个条山,泥金地,画的是桃花双燕,题字是:“淡如仁兄嘉礼弟铁桥写贺”。两边挂了一副虎皮宣的对联,写的是:

    蝶欲试花犹护粉

    莺初学啭尚羞簧

    落款是杨遵义。我每天看这幅画和对子,看得很熟了。稍稍长大,便觉出这副对子其实是很“黄”的。杨遵义是我们县的书家,是我的生母的过房兄弟。一个舅爷为姐夫(或妹夫)续弦写了这样一副对子,实在不成体统。铁桥是一个。我父亲在新房里挂了一幅的画,全无忌讳;这位铁桥为朋友结婚画了这样华丽的画,且和俗家人称兄道弟,也着实有乖出家人的礼教。我父亲年轻时的朋友大都有些放诞不羁。

    我写过一篇小说《受戒》,里面提到一个石桥,原型就是铁桥。

    他是我父亲年轻时的画友。他在本县最大的寺庙善因寺出家,是指南方丈的徒弟。指南戒行严苦,曾在香炉里烧掉两个指头,自称八指头陀。

    铁桥和师父完全是两路。他一度离开善因寺,到江南云游。曾在苏州一个庙里住过几年,因此他的一些画每署“邓尉山僧”,或题“作于香雪海”。后来又回善因寺。指南退居后,他当了方丈。善因寺是本县第一大寺,殿宇精整,庙产很多。管理这样一个大庙,是要有点才干的,但是他似乎很清闲,每天就是画画画,写写字。他的字写石鼓,学吴昌硕,很有功力。画法任伯年,但比任伯年放得开。本县的风雅子弟都乐与往还。善因寺的素斋极讲究,有外面吃不到的猴头、竹荪。

    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很轻,长得清清雅雅,不俗气。

    我出外多年,在外面听说铁桥在家乡土改时被枪毙了。善因寺庙产很多,他是大地主。还有没有其他罪恶,就不知道了。听说家乡土改中枪毙了两个地主。一个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也姓杨。

    一九八二年,我回了家乡一趟,饭后散步想去看看善因寺的遗址,一点都认不出来了,拆得光光的。

    因为要查一点资料,我借来一部民国年间修的县志翻了两天。在“水利”卷中发现:有一条横贯东乡的水渠,是铁桥主持修的。哦?铁桥还做过这样的事?

    静融法师

    我有一方很好的图章,田黄“都灵坑”,犀牛纽,是一个送给我的。印文也是他自刻的,朱文,温雅似浙派,刻得很不错(田黄的印不宜刻得太“野”,和石质不相称)。这个法名静融,一九五一年和我一同到江西参加土改,回北京后,送了我这块图章。章不大,约半寸见方(田黄大的很少),我每为人作小幅字画,常押用,算来已经三十七八年了。

    这次土改是全国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规模很大。我们那个土改工作团分到江西进贤。这个团的成员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大学教授,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商业局的,园林局的,歌剧院的演员,教会医院的医生、护士长,还有这位静融法师。浩浩荡荡,热热闹闹。

    我和静融第一次有较深的接触,是说服他改装。他参加工作团时穿的是僧衣——比普通棉袄略长的灰色斜领棉衲。到了进贤,在县委学文件,领导上觉得他穿了这样的服装下去,影响不好,决定让他换装。静融不同意,很固执。找他谈了几次话,都没用。后来大家建议我找他谈谈,说是他跟我似乎很谈得来。我不知道跟他说了一通什么把马列主义和佛教教义混杂起来的歪道理,居然把他说服了。其实不是我的歪道理说服了他,而是我的态度较好,劝他一时从权,不像别的同志,用“组织性”“纪律性”来压他。静融临时买了一套蓝卡其布的干部服,换上了。

    我们的小组分到王家梁。一进村,就遇到一个难题:一个恶霸富农自杀了。这个地方去年曾经搞过一次自发性的土改,这个恶霸富农被农民打得残废了,躺在床上一年多,听说土改队进了村,他害怕斗争,自杀了。他自杀的办法很特别,用一根扎腿的腿带,拴在竹床的栏杆上,勒住脖子,躺着,死了。我还没有听说过人躺着也是可以吊死的。我们对这种事毫无经验,不知应该怎么办。静融走上去,左右开弓打了富农两个大嘴巴子,说:“埋了!”我问静融:“为什么要打他两个嘴巴子?”他说:“这是法医验尸的规矩。”原来他当过法医。

    静融跟我谈起过他的身世。他是胶东人。除了当过法医,他还教过小学,抗日战争时期拉过一支游击队,后来出了家。在北京,他住在动物园后面的一个庙里(是五塔寺么)。北京解放,都要从事生产。他组织了一个棉服厂,主办一切。这人的生活经历是颇为复杂的。可惜土改工作紧张,能够闲谈的时候不多,我所知者,仅仅是这些。

    静融搞土改是很积极的。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怎样把阶级斗争和慈悲为本结合起来的,他的社会经验多,处理许多问题都比我们有办法。比如算剥削账,就比我们算得快。

    我一直以为回北京后能有机会找他谈谈,竟然无此缘分。他刻了一方图章,到我家来,亲自送给我,未接数言,匆匆别去。我后来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他。

    静融瘦瘦小小,但颇精干利索。面黑,微有几颗麻子。

    阎

    阎长山(北京市民叫“长山”的特多)是剧院舞台工作队的杂工,但是大家都叫他阎。我很纳闷:

    “为什么叫他阎?”

    “他是当过。”

    我刚到北京时,看到北京,以为极奇怪。他们不出家,不住庙,有家,有老婆孩子。他们骑自行车到人家去念佛。他们穿了家常衣服,在自行车后架上夹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一件行头——袈裟,到了约好的人家,把袈裟一披,就和别的一同坐下念经。事毕得钱,骑车回家吃炸酱面。阎就是这样的。

    阎后来到剧院当杂工,运运衣箱道具,也烧过水锅,管过“彩匣子”(化装用品),但并不讳言他当过。剧院很多人都干过别的职业。一个唱二路花脸的在搭不上班的年头卖过鸡蛋,后来落下一个外号:“大鸡蛋”。一个检场的卖过煳盐。早先北京有人刷牙不用牙膏牙粉,而用炒煳的盐,这一天能卖多少钱?有人蹬过三轮,拉过排子车。剧院这些人干过小买卖、卖过力气,都是为了吃饭。阎当过,也是为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