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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因为经办的年轻人们特别卖力，堪称一次盛会。我想这是中野的书简集《致我所爱者》（中央公论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内的读者特别广泛的反映。对中野的生涯给予支持的伟大女性们，只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场的青年们联欢，就可以体会到“某种乐趣”的滋味。内容丰富的话在之前已经反复讲过了，轮到我上台的时候已经时间无多，再加上我们善于使用预先写好的草稿，来不及讲完就下了台。我想把准备讲的后半部分写在这里。“我在《读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里也曾说过，渡边一夫１９４８年写了‘文法学研究者也必须诅咒战争’和‘难道人就避免不了成为机器么？’中野重治把这两篇随笔牢牢记住，第二年年初以往复书简的形式给予批判。
扼要地说，中野认为渡边犯了堪称为“文法的”错误。中野说：“你写道，‘人成了机械、制度、意识形态或者神的奴隶与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们能够活了下来，如果是文艺复兴以后人获得人类解放的结局，或者它也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按我的见解，那简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别天真的反动言论。’但是，如果是这样，它岂不是和你所说的‘所谓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产业革命，１９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人类最有声有色拼命奋斗的结果’这一说法在文理上岂不互相矛盾了么？你还说，‘如前面所说，如果成为机器是近代人的结局，那只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别的’。我认为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适了。”
虽然这样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结尾却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这样写，我想你大概不会笑我。……我担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点，在文法上恐怕会滑向悲观主义。反正被引向悲观主义，这是年龄或者说我们这个年龄的经历造成的结果吧。不过重复地说来，最浅薄的乐观主义者们既然愿意战争，那么，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毅然决然地前进了。”
作为有较深的理解能力和经历的文化人，都不是肤浅的悲观主义者，从他们各自对现状的认识出发——如果是那样，能从社会的前线退下来么——但是为了改造它能够果敢地前进么？从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对立，就是用以看渡边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关系的方法。
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想起渡边总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①说的话：“人，归根结底也许是要毁灭的，也许剩下的只是虚无而已。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旧毁灭么？”“所以我真想说，难道渡边不也是属于中野的但是派的人么？顺便要提到的是，渡边在战败整整一年之后，翻译出版了托马斯-曼的《五个证词》，这本书有安德烈-纪德写的序。渡边一夫本来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但他却旁及自己专业以外的德国文学。这里我想引用《五个证词》中一段。因为它是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上我本来要讲的，但是没有来得及讲，所以把它写在这里。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机正趋于严重的时刻，以“告欧洲”为题而写的文章的结尾部分。
①，法国作家（）。受卢梭影响颇深。悲观厌世思想的杰作《奥贝曼》为其代表作——译注。
世界也许已经到了恐怕难以收拾的地步。既然无法从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复意识，那么，世界就的确无可救药了。／所有的人道主义之中，都有脆弱这一要素。它是对于一切狂信主义一概嫌弃，清浊并饮的性格，以及趋向于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以一言以蔽之这都是因为它那本来具有的温厚。这样，在某种场合，对于人道主义本身就能成为致命的东西。今天对于我们极为必要的也许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检讨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难道欧洲的人道主义再也不能使它获得更生，为它的原则夺回战斗力了么？如果不能自觉，不能使它恢复生命力，为战斗而作好准备，那时候，人道主义必然灭亡，与此同时，欧洲大概也要灭亡吧。那时欧洲这个名称，已经不过仅仅是地理学上历史学上的表现而已。那样，我们就得从今天开始立即在时间与空间以外寻求避难所，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么？
我对于企求生活于战后新生活之中的渡边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欢低声说话——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而是他翻译的文章所表现的，因为，我感到这里的的确确寄托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说，渡边其人的中心思想还是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怀有最后的希望。
渡边一夫这种姿态如果和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态加在一起，我以为那才是今天核状况的时代之下，我们必须和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严重的核危机之中，核武器战争之后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幸存于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头脑最简单的乐观主义者们还有。覆盖全世界的核权力统率部证明了这帮人的存在，而且我国的外交政策却是支持他们的，扩充军备的政治家掌握政权，对此给予赞赏的文化人不在少数。
深深忧虑有朝一日出现核冬季把整个地球冻住的人现在还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悲观主义者。参加美国八大学足球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里，投票赞成大学里该预备核爆炸之后自杀用的毒药的学生们，一定当作悲观主义者受到批判。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核政策却给与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可见，这些悲观主义者们正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正因为是核时代，才是不能缺少他们的时代。
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复书简里对渡边一夫说：“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这个会上说，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更希望青年们许许多多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就这样，潦草地结束了我的讲演，所以没有时间谈到渡边、中野这两位思想家与核状况在现象方面的直接联系。我想作为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的报告之一，应该把它写在这里。
这年从秋末到冬初，中间只隔了一周，我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与吐鲁蕃旅行。现在是刚刚回国，把所见所闻熟悉一番，和青年时代的旅行比较起来，那是要用更长时间的。在旅行过程中，特别是相隔四分之一世纪重访中国，应该是认认真真地理解才对。但是在这里也只能像写“草书”一般写一写。
从德克萨斯大学往回返的时候，顺便到巴克莱——和去年秋天在同一研究所生活过的朋友会会面，看看在此工作期间给我以鼓舞的树木，怀着这种想法才绕道而来——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正是总统选举之前的忙乱时期，然而继去年秋季E-P-托姆逊的讲演之后，今年秋季批判核状况的高质量的讲演系列照旧开始举行了。连续一周的讲演之中有一天是邀请了西德的进入议会大搞反核运动的培特拉-凯里和巴斯齐安将军，特别是前者的发言，大受学生听众的欢迎，这种情况据说是常有的。大学的美术馆里正在开威廉-莫里斯的展览会。
展览会展出的是莫里斯制作编织品、彩色玻璃制品、书籍装钉等等，那些书籍包括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运动》在内，大部分是评传方面的书，而作者就是E-P-托姆逊。我认为，去年秋季托姆逊的讲演所播下的种子，居然这样多方面而且扎实地在巴克莱生根发芽。听过托姆逊关于批判核状况演说的学生，相隔一年之后，从展览会上看到莫里斯的实际制作和构想的世界史，可以说接触了一个杰出人物的正确生活态度的典型，其意义是深刻的。我以为托姆逊一定会想到，假如莫里斯生活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肯定认为他是最可信赖的民众反核运动的领导者。
从新疆往回返的路程中，经西安、北京然后在上海稍事逗留，我们一同旅行的伙伴得以拜访了当今亚洲最大的作家之一的巴金。我在今年于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上听到巴金的讲演，那是最使我感动的讲演。那一天迎来了他的８０岁生日，这位大作家对我的旅行伙伴竹西宽子说，他也去过广岛，他一直祝愿被炸的人们幸福地生活着，《仪式》一书的作者竹西也以谦和但也如实而有充分信心的独特语言作了简短的应对。当时那番光景是令人难忘的。
我对于作家们的谈论，以为他们或者她们是把自己的话写成文章的人，所以我的习惯是从不引我耳朵听到的他们说的话。在上海，时序已是初冬，下榻之处有广阔的前庭，树上仍有尚未辞枝的红叶，我在房间里引用兼有宽松与紧张气氛的两位文学家的文章。
先从《仪式》开始。“那夏天的晚霞之美，并不仅仅是夕阳的缘故。苍茫之色首先从东方消失，渐渐地溶进灰黑色，天空虽然增加了暗度，但是晚霞始终未敛。不仅这样，随着相反一方的天空转暗，这一方的红光却亮了起来并且越来越扩大。阿纪蹲在不知是谁家的旱田的那块洼地里，一动不动，呆呆地仰头望着傍晚的天空。／早晨、闪光、爆炸声、喷烟、疾风、火……到此为止还记得清楚。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就是阿纪的记忆中填补不上的空白部分。／阿纪苏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被不认识的人搂着向大海跑去。他眼前看到的是扯开口子的衬衫，烧焦了的裤子，渗着血的短衫，少一只袖子的单长衫，灼伤的皮肤，坐在地上哀哀无告地看着眼前过往行人的老人，两臂搂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光着一双脚的大学生……‘着火啦！’有人这么喊了一声。回头望去，只见市街被黑烟包围，阿纪一点也估计不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想一想都觉得可怕。／阿纪提着一个空铁皮水桶来到那块洼地蹲下。‘为什么拿一个桶来呢？’往这聚集的人以奇异的目光看着他，尖声地说。人们的嘈杂声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听到低沉的海啸。快到傍晚时刻，洼地上奇形怪状的人越聚越多。／已经不是夕阳残照的时刻了，地上的余烬烤着天空，一直烤了一个通霄，过不多久天亮了，同时再也看不见余烬的光彩。天亮之前，令人恐怖的声音像雪崩一般三番五次地摇撼着这块洼地。风送来烤肉的香味。也时时传来蛙声。
巴金在国际笔会东京大会上的讲演中有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状况之下的文学时，我们不能忘记当前紧迫的国际形势。外国军队依旧侵犯别国的领土，杀戮别国的人民大众，破坏别国的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核裁军谈判毫无进展，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世界各国人民头上正在吊着达摩克里斯的剑。说不定有朝一日核弹头就落下来，那时候蒙灾受难的就决不是广岛那么大的范围，整个文明世界统统遭受巨大灾难。但是，核状况下的文学也决不是悲观主义文学。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人民大众的力量估计过低。因为人民大众永远是我们作品中无可取代的主人翁。发达的科学技术应该给人类带来幸福，原子能应该贡献于人类的进步。和平建设才有助于促进人类的繁荣昌盛，对于作家来说，拥护和平是无可回避的责任。／核状况下的文学，本来应该是建设和平的文学。文学是应该表现人类如何以其才智建设美好生活和灿烂文明的。作家的笔应该产生大量打动人心的作品，用人民大众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我们的作品，反过来再用我们的作品鼓舞读者。在东京大会的会上，用兴高采烈的语言，推心置腹地畅谈我们美好的未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头上笼罩着乌云，我们耳朵依然听到战争的呼喊。我们不能忘记广岛的悲剧。／……我们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我们坚持和平，尤其希望长期的和平。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估计过低。我们手里的笔能够产生力量。以文学具有的无言的感化力培育人们的灵魂。
竹西宽子仿佛以其明朗平静而且始终强韧有力的声音谈她的回忆。巴金那和霭可亲的面孔蕴藏的是强烈而毫不动摇的祈念。我们可以分出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和不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前者之中也可以分出从中立刻看出战斗的人道主义的人和对此视而不见的人，最终的结局难道不是这样分的么？我们如果仔细看看自己周围，或者如有扩而大之能观察海外的眼力，那么，就会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许许多多的情况之下，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直到现在仍被优秀的人们坚持不懈。对于主要靠写出来的语言表达观察的情况和人这种类型的我自己来说，这也就是最上限了，我自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
同时对中野重治所说的喜欢玩弄战争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是执同时代的牛耳的人。而且，一旦战争开始，那就是把世界推向灭亡边缘的核战争。我们的确是被这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多方面多水平地包围着，饱尝着陷于深刻恐怖的苦味。
例如，《世界》杂志４６９号译载的MIT《科学技术舞台》杂志刊登的乔纳桑-B-达卡的论文中，似乎信手拈来一样就能举出形容这种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实态的多种例子展示给读者。原来这些乐观主义者们全是玩弄战争的人，他们打着大义名分的招牌，声称免于敌国的侵略而保卫自己的国家，为这种荒诞不经的所谓大事而奔走呼号的消息灵通人士。
关于开发以BMD也就是宇宙空间站为主，靠激光制导的弹道导弹防卫系统的问题，达卡的论文结尾部分表明了冷静的专家们带有批判性的推测。激光BMD系统最坏的情况——指苏联以全面的核战争向美国挑战时，按战略家们的构想，除了情况特别明显之外未必会发生——出现时，必须应付苏联发射的两千个大陆之间弹道导弹和潜水舰发射的导弹，短时间之内进行的如此高密度的防御能作到么？宇宙空间站如果建成，那么，苏联也可能按照俗话所说“笨枪手多开枪，反正总有打中的”道理，制造更多的、成本比较便宜的核弹头。况且苏联已经开始生产巡航导弹，它和美国的托马霍克一样，能在宇宙激光射程之外的低高度飞行。还有军事卫星的突然故障，不是照样能导致核战争的么？
既然批判的条件如此明确，宇宙空间站的开发不就应取消了吗？然而并非如此。里根总统把此项研究开发计划说得很好，用词很美，说它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综合参谋本部花大力气建成综合宇宙司令部，总统本人和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对该计划给与巨额资金。随后是众多的科学家和技术家开始工作，那规模巨大的活动带来的喧嚣，甚至从达卡的论文上也能感觉到。如果中野重治健在，我以为一定称他们为当今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苦涩与愤怒之色形之于外，厉声谴责，然后号召大家：正因为这样，我们悲观主义者必须坚决前进。
新疆之行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一行人加上外交官们举行午餐会，我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一通议论，因为虽然交往时间很短，但是具有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精神，人格高尚、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首先提出问题：特别重视核武器而扩充军备的西方既把苏联请到裁军会议的圆桌上来，应该是为了实现和平的，那么，过去的扩充军备难道不是有积极意义的么？
对于实业家根据过去与现在情况的意见，我倒是对现在与未来的估计并重而发表了反对意见。因为这反对意见正是我常常思考的课题。记下它的内容之前，我先把回国之后立刻读到的新闻报道“美苏裁军的新谈判”这一消息展示在这里。我这里引用的是《朝日新闻》１１月２３日华盛顿发出的报道。
美国白宫２２日发表，同意举行美苏两国新一轮一揽子裁军谈判，作为预备谈判，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来年一月七八两日在日内瓦会谈。发表此项新闻的总统助理麦克法伦（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谈称，新一轮谈判包括核武器以及宇宙武器等等一切有关裁军问题。总统助理强调，此次谈判并非只是去年年底相继中断的日内瓦美苏两个核裁军谈判，即战略武器谈判（）和限制中距离核力量谈判（INF）的重新开始，而是新的谈判。此次谈判可以看作，两个谈判处理的中长距离的攻击核武器之外还加上了宇宙武器的限制、禁止，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核试验等等，意味着包括一切裁军领域。
去年秋季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因日内瓦谈判中断的新闻带来的心情郁闷和动摇，在本书开头第一章里已经有了。但是美苏之间重开裁军谈判，肯定是一种鼓舞。其次，可以明显地看出，此次重新开始谈判的动机，是因为美苏两国对于无休止地开发宇宙武器都感恐惧之故。总而言之，表面上有了进展，促成这次重开裁军谈判的直接原因，可以看作由于双方都对无止境地开发宇宙武器怀有恐惧。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保卫美国免受核攻击的长期规划，其中开发宇宙空间站系统的特大扩军计划是把苏联引到裁军谈判的桌上来的，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实业家所谈，可以说是现实的。近来综合性杂志有一股潮流，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没有扩军就没有裁军谈判，用这种臭不可闻的歪理代替一般理论的论文也出现了。但是，我对于上述现象虽有所见，然而却依旧反对扩军是实现和平的跳板这类看法。因为就今天的核状况而论，开成一次裁军会议，和在此之前行之已久的核武器开发与生产、储备等等可怕的效果，不论任何时候，都是以和这类会议的成果极不相称的汹涌澎湃的规模进行的。也就是说，一次裁军谈判即使取得成果，现实的看法无非是有得有失，总归是使世界危机前进了一步。
根据前面列举的塔卡论文，重新观察这个问题。下面引用的部分中，虽然塔卡的论文只谈北大西洋会议（NATO加盟国的议员团）的反应，但是，关于开发激光宇宙空间站对给与日本周围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欧洲反应内在的一面，活现出一幅足以陷我们于痛苦的示意图。
靠战略的防卫即使能够使美国本土免遭核导弹的攻击，但是也破坏不了指向西欧或东亚的SS－２０那样的苏联中距离导弹、短距离导弹和炮弹一类的战术核武器。所以，靠保护美国之盾把美国和其他同盟国之间的命运分离开，把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信赖性搞垮，那么，在抑制苏联对欧洲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力了（笔者注：在东亚，由于增加了托马霍克搭载舰船和日本加强了扩军，得到直接增进，而且目前仍在前进）。更进一步说，美苏如果一起配备防卫系统，据说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许挑起一场包括欧洲的核战争在内的“有限的”纠纷（笔者注：有必要使围绕日本列岛海域的核战争恶梦再次重复么）。所以北大西洋公约总部警告说，美国的战略防御能引起“同盟国内危险的分裂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状况之下，把新的扩军用于裁军谈判的条件这一有冒险性的危险上，任何谈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经重复写过，除非从乔治-凯南起，凡是真心忧虑今天核状况，有多年来身居负责岗位，有经验有思考的有识之士们提出提案时，首先是核保有国主动地开核裁军会议，以此为立足点，召开一次本质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军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会上本来想说，但是担心有损于那个团聚气氛而没有说，但明年想公之于众的想法。重复地说，我对于托姆逊、凯南以及凯利，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都有深刻印象。尽管凯南总是自觉地以基督教徒为立足之点而发言，最近他的谈论中还不习惯“战斗的”这个词，但他毕竟是个温厚的人。
他们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正如曼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一样，毕竟通过苛酷的现实经验，特别是经过了反对把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给吞食下去的锻炼。谈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经历的巴金的《随感录》、《真话集》无不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东京的讲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观主义文学，这位老大家憎恶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他那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对自己充满苦涩的自我批判的书，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虑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它和中野重治所说的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是表里一致的。只要从日本人这方面来看今天的核状况，我一直在想，我们自己把自己无条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观主义的俘虏。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医学家对我说，你没有因为悲观主义而自杀，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勉励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说是由于强健的肉体的力量，这一点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的确如朋友所说那么强壮，没有麻烦他们当医生的。
回想起来，中野重治和渡边一夫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如果他们携起手来，以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大步前进，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错不了的。而且通过这一想象，我对于他们共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有了更明确的定义。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给年轻的人们作为自己的一项工作，才写了这篇文章。
此次中国之行，对于作家的我来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北京参观了鲁迅故居和博物馆的时候。青年们常常念诵的裴多菲的诗句，我看到鲁迅也引用过，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这个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选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这里。他也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是竹内好译的。“我开始写小说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但是老实说，我对‘文学革命’还没有热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凯炮制的阴谋和张勋复辟的阴谋，看了其他许许多多，完全怀疑了，失望之余非常沮丧。今年，民族主义文学家在某小报上写道：‘鲁迅深表怀疑’。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目前就怀疑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义文学家，谁也不知道今后变成什么样。不过我也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极其有限。这想法给了我拿起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觉得这么谈的鲁迅才是最值得记住的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